-[余珞·红野文集]-《知识界》

世界之仁政与儒商

余珞·红野

儒家不是不要法律,恰好相反,儒家过去以礼乐的制度化来实施,将来新儒家以法律实现仁道的贯彻(见《仁道·智略》)。一个需要知识分子思考的是,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台湾等实行民主、法制的地方,反而对儒家精神和传统文化保存得良好。西方社会, 倡导思想自由的哲学家,反而对道家充满着欣赏,发展民主、博爱的社会却学习儒家思想,还最信仰基督教的国家,对禅宗的兴趣更浓厚。只要从图书馆里翻一翻西文原版的西方现代画家传记或画集,就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影响。

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,对新儒家梁漱溟的治学、为人有非常高的评价,梁漱溟一生反映了一个“好用心思”的真正学问家、思想家的情操,作学问就是对问题“追根问底,不断地用心思”,“提出新问题,进行新思考”,“不是为名利,只在对自己不明白的事,要找过究竟。宇宙无穷,世海无边,越用心思追根,便越问越深,不断深入,没有止境。”“什么是文化,文化不就是思想的积累么?文化有多厚,思考的问题就有多深。”(《中国的脊梁:梁漱溟记念文集》)。儒家的实质是什么,一个关键内容就是培养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和社会责任,通过严于律己、诚意待人,对君王倡导实行仁政,对商贾开导成为儒商。 发展中国的科技、教育,首要的是重新发扬儒家的治学、修心、为人的精神,或者学习西方基督教(《圣经》原著),或者现代学术伦理的精神。

文化大革命,砸烂了一切道德、法制,父母、子弟互相斗争,毁灭了一切科学、知识和经济,败坏儒家的伦理,导致的是社会道德的彻底沦丧。只有“以礼待人,以理服人”,才能净化一个社会的风气 ,一个教育、知识系统的师表,决定了一个文明可能的未来。 既没有受过传统教育,又没有受过西方教育,如果不彻底反身文革的遗毒,所谓的造反、毁坏、谩骂、放纵、权欲、混乱的言论、思维、行为是一种“文革遗风”,根本就不知道批判、毁灭的是什么东西。如果不明白一种体系、一个概念的含义,却论断、处决那个“词语”,那么,带来的是一种社会、文化的危机。

欧洲宗教改革,就是一场彻底悔改中世纪的基督教归正运动,分清《圣经》(犹太人*所著)与柏拉图等《理想国》、斯巴达思想,重新发展了新的理论。东、西欧的思想根源,都要追踪到《圣经》和希腊-罗马哲学,然而,采用不同的哲学派别就成为了不同的理论。培根创立了对 观察、知识列表分类的归纳法,笛卡儿创立演绎法,提出澄清概念的直觉思维,哪里仅仅是亚里士多德 -公孙龙式的概念内含与外延辩论的形式逻辑呢?狄德罗的政治理论、卢梭的教育理论,也同样是一种创新,等等。“凡是主义”,就是“浑帐(或混杂)主义”,希腊有民主政体,也有专制等不同的政治模式。比如,苏格拉底死于民主政体,而柏拉图反感民主,可是《理想国》影响欧洲一直到十三世纪。著名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都,论证了人的时间“过去”是回忆,“未来”是期望,只有“此时”存在,还上帝的时间就是“此时”的永恒(罗素《西方哲学史》);因此,一个务实地面对“此时此地”的问题,就是一个正确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。

儒家的“天”、“道”和基督教的“上帝”、“真理”,就是一个根本性概念 -宇宙的终极本体,人类只能不断向往,却永远不可企及。人如果知道宇宙的一切真理,那也就能创造整个宇宙和人自己了,还这显然是不可能的,所以,人怎么可能去断定“上帝”(包括解释如何“造人”)呢?孙中山,一直倡导继承儒家的道统**,因为,儒家是与基督教精神相融洽的,《四书五经》对《圣经》可 能是比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哲学有着更好的诠释。胡适与梁漱溟一样,提倡解决社会问题,还不是谈论过多的理念,这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,也是儒家事实求是的精神,还又恰好是邓小平务实的实践精神。科学是科学,伦理是伦理,希腊自然、政治等哲学是自然、社会“前科学”的理论,因此,必须与宗教、道德的体系分开来 看待。

社会的结构化是“道”运行之“器”,可以是一种“新的道”(思想)运行在一套外来或传统的“器”里,也可以是一种永久的“道”运行在一套“新的器”(体制)里,但结构的庞杂化导致了僵化,需要重建适应时代的新结构(“器”),以之实施“道”的运行,然而,一个物种,一个民族,有一个永久不变的人与人之“仁道”的真理;因而,事是事,人是人,行“正道”(“中庸”之本意)而爱人也。一个社会的改良、 保守、革命、创新(综合)等,决定于一种社会的具体情况。欧洲知识分子,起源于约十三世纪(雅克·勒戈夫《中世纪的知识分子》)的修道院,是文化交流、市民化教育的一种产物 ,是道德传播的载体,也是知识创新的群体。一个全球化的世界,一个电脑网络化的世界,一个知识分子集体的学术思维、社会舆论有了革命性的广阔天空;因此,作为代表文化创造和传播,科学发现、技术发明、宗教传播、法典制定等的 一个知识界,就更将肩负起一个社会伦理、知识创新的表帅、责任。

科学的探索是认识自然运行的真理,使用科学必须尊循社会道德的真理,不应该以权利(“欲”)来操纵一切真理(“道”),还应该使社会结构成为真理运作的体制。一个社会,无疑,如果没有伦理、道德的规范,没有本着“仁道”精神的法律,在高科技时代,就会加重人类自身毁灭的危机。一个全球化的世界,跨国公司的发展,企业家、金融家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重要。一个国家的政府,一个国际化社会,一个联合国的运行,都依赖于经费,如何促进联合国的仁政、经济界的儒商, 发展合理化经济、限制性消费、生态资源再生、社会分工和福利适当等,就出现在知识界的面前。全球化社会,一个民族迁徙、文化渗透的时代,就需要不同风俗、信仰、民族等的相互和谐 。如何以法制、道德双重具体实施一个仁政、儒商的地球文明,就成为了知识界探索的一个问题。

(*作者用“犹太”一词还不是“基督教”,特指《圣经》还与各种理论、思想或体系分别开来;使用“禅宗”一词,特指一种心理学的方法而与宗教分别开来。**儒家是道德、伦理的社会学;因而,不反对同时有宗教的信仰。)

 (所有文章仅供学术研究,不恰当之处敬请谅解。2005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