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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论

余珞·红野

“德”“才”兼备的独立人格,体现于一个仁慈道德与智慧谋略合一的特征。“天子”治国有“文”、“武”之道,“仁道”是治国之本,“智略”是治国之用。黄帝大臣伍参著《玄女兵法》,伍子胥重用孙武,吴子从师于曾子。同样,一切宗教有道德与智慧的双重教导,偏之于一偶,则有误人子弟之嫌。“上帝”是宇宙最高之本体 -“至善”、“至能”之特称,即降恩惠、慈爱,也施审判、惩罚。忏悔是对“道”,豁免是对人;因此,仁义至,礼智出。中国神话的“四面神”(东-青龙、南-朱雀、西-白虎、北-玄武),反映了天文、地质、物候与 医药、人文对应的阴阳(“两鱼”)、四象、五行(“饼”)等同构模型。《圣经》、《四书五经》描述“上帝(天)”的荣耀象征为“四活物(四灵)”,勇敢(“鹰”)基於智慧(“狮”),道德(“悟空”)源自勤奋(“牛”)。

“道不远人”(《 中庸》),“仁,人心也;义,人路也”(《孟子》),“圣灵就是真理”(约一),导出的都是良知本在人心。一切“先知”、“圣人”的教导,源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,核心是“人人幸福,人类繁荣”的精神。道德反映为群体的智慧,智慧体现为群体的道德。姑息养奸,必然贻害群体。中国诸子百家有“儒”、“道”、“禅”的伦理道德,也有“法”、“墨”、“兵”等的政治谋略,两者合理的平衡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要旨,还治理的终极目标是发展国计民生-即科技(“农 学家”、“医学家”、“经学家”等)、文艺(“书画家”、“文学家”、“戏剧家”)等“杂家”。从分工的碎片中,寻回精神的整合,返朴归真,进入一个科学幻想、艺术梦幻的新“神话”时代。

“死而不亡者寿”《道德经》,“仁道”往往是通过“荣誉”来调控,但有时流于“面子”。宗教以诅咒来制约,但对神学家、宗教家就可能失效。如今,不以失德为羞耻的年代,法治就突显重要,文革败坏的不只一个社会,还是几代人心的后遗症,输出到国外又影响了一个民族的国际形像。道德的教育在于“知”的传授,实施有待于自觉,因而,必须以法制的约束来执“行”。“法”的制度是为了约束“伪善”、处罚“强盗”。法律、体制出自“人道”,必须来源于“天道”,从而达到“天人合一”。“得人心者,得天下”,只有根源于“仁道”的法律,才能达到治理之目的。“仁道”本於“诚爱”,“智略”基於“忠信”。如“仁”出自于虚伪,则不能称为“德”;如策略不出于“德”,切不可不谨慎而谋。不是出于“仁道”的法律、礼制,只能是无本之木、无水之泉。

万法归宗、百川归海,印度(佛教)-希腊(印-欧)、犹太*-华夏(闪-蒙)模式,可能源自同一个古代中东文明(约500BC波斯以前),还基督教、回教、巴哈伊教是一个传播、诠释与发展的过程。 在中国明清朝酝酿了资本主义的要素、原型,近代欧洲宗教改革后,创立了工业文明的科学、民主规范。文明就象生物进化树一样,分枝的节点 - 即中间“种”已经消失,存在的“种”也沿着分歧的方向演化了。中非的班图、美洲的玛雅和印加文明,就是从埃及文明向外围迁徙、传播的产物。任何事物,有全息性特征,因此,诠释、精确与体制化就显得很重要。欧洲宗教改革,从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(类种姓制)开始了向法律的制度、结构化转换。

中国的“西化”(包括东欧、西欧、北美化),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,从五四运动(1919-21AD)到改革开放,从民族独立到走向国家的统一(约2009-16AD),各自经历了六十年。“凡是”、“伪道”和“机械”主义对社会的文明化是一种危害。孙中山、毛泽东(军事)、邓小平(经济)开辟 了东、西方文化正确整合的路径,最终将会重新走向统一。“儒士”(文人)独立于“官府”、“财团”、“教会”,则自身的生存处於一种狭缝中,比如,袁世凯出卖,慈禧镇压了康有为、梁起超的变法维新。《圣经》旧约有“逃城”,中式纪欧洲有修道院,封建社会中国有庙宇、书院,现代社会只有靠法制来保障“士”的学术自由。任何一种文明模式,有其自身的局限 和兴衰。国际多元化,“士”阶层对社会诊断、文化创造的充分自由,才导致了更先进的文明模式酝酿、萌芽,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、发展。

*,作者用词“一神教”特指出埃及、摩西律法到以色列北、南亡国时期,“犹太教”特指南国 后裔的波斯、回归时期(公元前)。

(文章仅供学术探讨,不恰当之处以待改正。05/2005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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