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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国泰民安的德治

余珞·红野

简单地表述人类的文明史,就是一个知识发现、社会分工与机器(及电脑软件等文本)发明的历史。从日、月坛和天坛,从《四书五经》,仍然可以看到古代中国人对“神”的敬畏,还人面向太空祈求的“天”是宇宙之“神”,“天子”顺“天”之命令来治理尘世,带 领人类走向未来的“飞天”- 翱翔宇宙。佛教、印度(T. Richard Blurton, Hindu Art, London 1992)-希腊(Robert Graves, Greek Myths, London 1981)、欧洲神话,《圣经》中父“神”-圣母与“神子”,一样源自同一个古老的人类早期文明。从美索不达米亚-埃及文明中, 也可找到中国神话中,比如盘古、伏羲等的一些符号。从“天”、“日”、“月”的人格化神到人间的父母、子女,从家庭的关系到宗教、科技、文艺的文化,形成了一个组织化体系的结构原型。

中东,既是文明的起源,又是文明的混合区域。希腊化和罗马的东征、魏晉的五胡入华、蒙古人元朝的西征,导致了文化的传播与融汇,产生了东、西方适应于农业文明的佛教、基督教社会形态。工业文明是东、西方 文化的再次撞击、文明要素的结合。中国人,向西方学习,是接受社会的垃圾(Waste),还是学习文明的复兴(Easter)?历史上,欧洲文艺复兴了什么,抛弃了什么?从中国学到了什么,筛除了什么? 这是一个比较细致而艰难的巨大课题。作者发现东(印度-中国)、西方(希腊-欧洲)文化与符号(文物、遗址)的一些要素与古代中东文明惊人地一致,以及从西方现代绘画、科学、哲学等历史、传记(西文原版)中惊讶地看到一些思想、技艺的东方渊源,因而,进行了抛砖引玉。

一个明晰的方面,西方并没有抛弃《圣经》,还是进行了宗教改革,并发展了一系列新的思想。“众恶之,必察焉,众好之,必察焉。”(《论语》)。只有不再戴上有色眼镜,比如,封建社会歪曲、误用的教条、规矩 、“礼”(即具体律法)制,还是从诸子百家的古籍中仔细阅读、分析、悟道,以及从历史考证、比较《圣经》与 《道德经》、《四书五经》和《庄子》(孔子向老子问学,孟子继承曾子的思想,庄子发展了颜子的思想)的精神实质,可能发展出一套适应人类新时代的思想体系。

“学而不思则惘,思而不学则殆”,印度-佛家哲学的“宇宙即吾心”探索“思”的方法,道家-希腊哲学的“征服自然界”寻求“学”的路径。儒家探讨的是社会与伦理哲学,因而,“学”的内容是史籍、考古、时事等。儒家从社会实践的历史事实中,探索文明兴亡与社会治理之道。“国泰民安”基於社会的道德、规范的治理,“保家卫国”基於军事的技术、谋略的力量;因此,一个国家从战争转向建设时,就应该采用“仁道”的德治、法制。政治的实施,西方采用了宗教教育(比如欧洲中、小学的宗教课)和法律体制。一个国家的繁荣,一是经济、科技的发达,一是文化、娱乐的充实,还仁政是社会繁荣、长治久安的基石。

欧洲的宗教变革、科技发明(科学)、人本主义(民主)、工业革命等,革除的是旧的礼制、规矩,建立的是新的体制、法律,还不是催毁文化和民族的灵魂 -《圣经》和神话精神,也不是请外国人来殖民,更不是改造人种的血液和肤色。工业革命不是秦始皇的焚书,也不是文革的武斗和文化、科技的毁灭,还是 文化、艺术的复兴,更是东、西方思想、技艺的分析与融合的创新。一个文明社会的结构,一个方面是探索自然、发展经济的“道家”(周易/理学,及名家和墨家中的逻辑学和中国医学、科技 等)和希腊哲学传统,一个方面是心灵冥想、创造文艺的“禅宗”(佛家/心学,及文艺、戏剧等)和印度哲学传统,另一个方面是社会实践、组织管理的犹太教(律法)和“儒家”(道德)传统。

一个政府机构由君、臣组成,“天子”诞生的规则与弹劾的制约,一条途径是禅让与集体领导,一条是专制的封建继承传位,一条是舆论民主的选举,无论何种体制,实施“仁道”和教化(民众的素质)才是繁荣、发展的基础。

“宫廷”包括“天子”(君主)-宰相和文、武官(臣子),西方政体的十二(天干地支、生肖属象)或十三个部长是“天子”任命的政务官,还“文”(儒家及道家、墨家中的伦理、社会学等)、“武”(法家、兵家、杂家中的刑法、武艺、谋略学等)官员是基於中国传统的“文士”、“武士”考核和选拔 的体制。近代欧洲文明的诞生,一是基督教经典的普及,二是希腊理念、逻辑思辩的发展,三是儒家伦理的诠释考证、贤才选拔与监督体制, 因而建构了从伦理、道德原则到法律、条例、规范的社会制度。一个社会的建构,伦理、道德精神是本源,还法律学、社会制度是器具。日本之所以直接发展了工业文明,一是坚持了神道教/武士道的精神根本,二是接纳了西方的科学(包括社会、法律科学)的方法和体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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