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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善恶的位置效应

余珞·红野

《道德经》阐述了“道可道,非常道”、“皆知善之为善,斯不善已”,孔子也说了“朝闻道,夕死可已”反映了人类对绝对真理的难以企及。“知之则知之,不知则不知”,才是事实(truth)求是。比如,生命的信息可见、可触(物体),却需要不断地认识、探索;即使,真理之书(文本)完全放在眼前,人(时间与分工)也不可能完全理解。祝福与诅咒的合一是宗教的特征,爱“上帝与爱人的标准和偏差是宗教纷争、结党 营私的根源。对於人性原罪的厌,容易转变成对异己的恨,从而“为善”反成了“作恶”,可能永远实现不了“爱仇敌”。语言的误解、认识的分歧、情绪的偏激化,容易造成对异己的迫害,从而走向信仰的反面。

人性的善、恶是体现在与至善者(“上帝”)的关系中,人与“上帝/天”、人与人的关系和位置误用导致了罪恶,但人仍然保持了“上帝的形像”(善的良心)。将人生与人类历史对应,对罪性(crime)/劣性(sin)概念、标准的分析,可以理解“人之初,性本善或性本恶”的东、西方差异。当人成熟、长大,在与自然、社会、文化的关系中,就可能带来破坏性的言论、行为,包括对己和对人,因此,人性的善、恶是体现在一种位置关系之中。

《圣经》主题是爱唯一“上帝”和爱生命(永生),阐述了宇宙、生命和人类的创造(“善/好”)者(spirit)称为“上帝”,还“基督(messiah)”是走向永生唯一之“道”。一个贯穿全书的主题则是顺服“真理(truth)”之“灵”(spirit),还老子《道德经》对“道常无为而无不为”等阐述最切近“真理”的概念,华夏周易、希腊几何,则一样地建构了宇宙、生命观的数学模型。

新约不是废除摩西律法,还是诠释(回教则进行改编、重释)律法、建立教会,在神学理论上,基督教采用柏拉图《理想国》等哲学。一个肉体死了,一个灵魂(soul)和一群人的肉体复活了,勇敢、力量的源泉诞生了。《传道书》阐明了一切皆虚空,唯有敬畏“神”和顺服“君”;然而,当“君”与“神”合一(中世纪/文革),一个有欲望的人支配真理的诠释,可想而之事情走向了一个反面。“灵”的“色空”、“体”的“无为”,“德”的规范、“谋”的策略,“爱”的激情、“恨”的胆量等一同塑造了人格;因此,如何实现“仁道”,就是如何将双面的人性导向”善(良心)“的功能、防止”恶“的效应 ,走上“中庸”(不偏、不易)的正道。

基督教的发展是一个类同于印度、佛教模式的欧洲(如巴比伦淫妇与北欧神话等)化,日尔曼的新教形成了“神权”与“君权”的分立,继承了希腊征服海洋(培根《新工具》)的精神(神化的亚瑟王传说等)。日本的神道教,以佛陀为中介(修炼楷模),以道家为理念(“天道”),以儒家为忠孝(天皇),以海洋渔民的倔强为气质,从而达到了一个类同英国国教的功用。无论是东方,或是西方文明,似乎都是围绕一种精神(spirit)而展开的神话、文艺、教育、经济、技术、政治等系统。

生命之道是向永生发展的不变精神,形体可以变化和废去,还一切生命的本性“道(word)”不变,在人类则体现为心灵向“道(truth)”的精神发展;因此,生物的进化(人类2号染色体由古猿两条染色体2a和2b合并而来,7 April 2005,Nature)、文化的发展,一个共同的本质是新陈代谢的机制,也就是自我反馈的信号(message)调控,导致了基因信息、知识信息的增长。人类一切宗教、哲学、科学、艺术的探索,最终走向的是认识生命、实现永生的一个共同道路,因此,必须废除一切偏见、杜绝一切纷争,真正实现爱真理、爱人类。

儒家的“三省吾身”、基督教的“认罪悔改”,以及对罪人的赦免等,都是以信息(道德、智慧)对自我心灵的一种生命调控,还律法、制度是对人际、社会关系的信息(真理、舆论)反馈调控;因此,需要完善伦理、道德(moral)的教育,需要健全规范、法律(law)的制度。从自我、人际的双重规范人性,制约人性中“恶”的一面,发扬人性中“善”的一面,因而,实现一个高道德和谐、高科技发展的社会。

(*,“华夏”一词,作者特指秦汉朝及以前的中国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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