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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商- 道德经济学(Moral Economics)

余珞·红野

人类一切文字(可能包括甲骨文、日本神道教的一些符号)起源自美索不达米亚和苏美尔文明(They wrote on clay, Edward Chiera, 1938 Chicago)。人类文明最早的形态是宗教文明,还最终完成了一神教体系,成为几乎一切政治理论(包括东、西欧洲)的源泉、依据或工具。

一神宗教与希腊、印度哲学和华夏(儒-道家、禅宗)哲学的综合中,诞生了社会、精神和自然科学和“政”、“教”、“商”分立的工业文明模式。东、西欧的分裂导致了美、苏对中国的互动,还欧洲联盟预示了中国未来的统一、精神的独立和社会的民主,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重新融合、创造带来新文明的曙光。

当西方人来到中国,或者中国人来到西方,经常面临来自西方人的一个问题是:“中国人不信上帝!?” 一个来自中国人的问题是:“上帝存在吗?谁是上帝?” 印度人宣称印度多神教(类似希腊式)的“gods”,穆斯林宣称是亚伯拉罕的上帝,基督教宣称的是犹太人的上帝, 在西方宗教神学界,佛教往往被看作是无/泛神论。事实如何呢?在清朝早期以前,中国是世界上最文明发达的国家,还欧洲却是一千年黑暗无光!? 西方各宗教、宗派(不同理论)互不相容,美国的建国者是一些(不同宗派的基督教)逃离宗教迫害的人,发展了教会机构与政府法庭相互独立、牵制的体制。

人类的文明起源于对主体意识与客体自然的关系认识,还生育、舞蹈的行为是宗教、神话和技艺发展的起点。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主观渗透客观的双重作用,即使现代科学仍然与个人的文化背景、知识和技能训练等有关。人类的误解来自傲慢、知识的局限和个人意识、欲望的偏见。关于人类学、宗教学的研究,也可能渗透了个人、民族和文化的主观偏见。

清醒的人,保留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,比如,孙中山。思考的人,开始进行中、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和探索。翻看人类的历史,无论是中国人的历史,还是西方人的历史,使人惊讶地发现一种紫色文明:文艺复兴以来的科技文明是- 东、西方文明的综合。穆斯林世界带来了东方的光明,导致了欧洲的文艺复兴,恢复了希腊、罗马和犹太(基督教早期)文化,接受了来自中国的文化、科技(China - Land of Discovery and Invention, Robert G. Temple, 1986),比如,教育、宗教与政治、经济 的分离和文职系统的发展等体制,也就是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”。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独立自主地思考、研究西方文化,站在西方文明成果的肩膀上,让炎黄“天”(“上帝”的另一种表述)的光芒再次照耀地球呢!?

人类对自然、文化的认识发展中建立人类社会的交流模式。人类从向内心灵深处的认识,向外反映对宇宙本原的认识,东、西方走向了不同的模式。自文艺复兴以来,欧洲开拓了东、西方的交流,英国、法国、德国等从自然、社会、精神三方面对希腊、华夏(道家、儒家、禅宗 - 文字简炼因技术之故)和印度的哲学、文化分析、研究;因而,综合创新了一种工业文明模式。比如,恢复了希腊的自然主义艺术,继承了人体、风景、花卉等的真实、客观性描绘,然后, 开始了吸收中国的浪漫主义、象征艺术风格。从而,19世纪发展了印象派(Japanese Prints and Western Painters, Frank Whitford, 1977 London)、表现派等艺术,采用感觉、主观性艺术技巧。对东、西方艺术要素(色彩、构图、形体)、思想(禅宗等)的分析、研究(如,梵高、毕加索、马蒂斯、米罗等),创造了符号化、幻想化、书法化、抽象化等现代艺术。

基督教改革彻底回到《圣经》 - 作为唯一的权威,因为中世纪的人们不能读到《圣经》,讲道、释经违背了原意,真理成为权、利的奴婢;然而,中国也只有很少人能上学读到《四书五经》,多数人们只是受礼制、规矩(law)和契约(比如,按指纹等)所约束。西方的宗教传授,从教堂搬到了修道院,从修道院搬到了学校,正走向了一条儒家人本模式的私人教育途径,难怪乎,联合国将孔子诞辰(9月28日)定为世界教师节;同时,人本主义的发展,导致了将西方宗教转换成立法依据的源头、具体化法律条文和制度。

西方宗教改革,形成的正是一种道德教育与政治管理在体制上分离又互动的儒家“政-教”分立而互动的模式,从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和“随心所欲,不逾规”完成了合理(moral)合法(law)化的过程,发挥了正面效应和防止了有负面作用。但是,仍然存在问题 -不是人人有时间通读、读懂《圣经》,更不是人人能理解不同的专业化科学;所以,一些以宗教为招牌、以科学为幌子的说教,有意无意成了有害于人类的曲解、讹传,以及邪说、邪教和伪科学。在大众传播时代,信仰、舆论、情报和文艺等的程序设计,甚至成为了一种真假、虚实 相互渗透的文化病毒、反病毒的信息、心灵战争。

犹太教是基督教、伊斯兰教和巴哈伊教的源头,后来者是新的编辑和新的诠释。犹太-基督教(三一神的蕴含、演进(evolving))、伊斯兰教、巴哈伊(不参与政治)教的建立依赖于亚伯拉罕三个妻子的遗产,日本被划入儒家-佛教文化圈。 亚伯拉罕的遗产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遗产,基督教将信仰建立在以犹太人耶稣为中介的理论基础上(Michael Wyschogrod,《亚伯拉罕的承诺》)。

人类的误解往往来自交流的语言分歧。巴比塔变乱人类的语言,分地而居,人类民族和文化的多样化,然后又交流、融合,正反映了一种智慧。伊甸园里“善、恶树”的禁果, 蕴涵的意义是上帝的世界只能属于上帝。人以私欲(“蛇”的引诱 -中东起源的献祭、割礼是为了卸罪)来替代上帝论断“善、恶”,从而, 与“生命树”(永生)隔离了。现代科技的发展,人们才认识到人类都是亚当、夏娃和娜亚的后裔,也就是说全人类有相同的祖先,人类只是一个物种(24条染色体的同一个基因组),种族的差异只是表面上的肤色等。在遗传上应该说,人人完全平等,家族姓氏也只是一个文化符号、标记而已。几千年的人类迁徙也使亚伯拉罕(或孔、孟、曾、颜)的基因稀释到了庞大的人群(1/2(n代)),追踪个人的祖宗也似乎同样庞大,汉族(汉朝国民的后裔)与其他民族的通婚也使56个民族都是弟兄姐妹。几百、上千年,即是战场上敌对双方的人的基因,也可能结合到了同一个人的身上。

古代各民族体系神话、宗教,一般包含:一)、创世,叙说宇宙形成、世界和人类的起源;二)、犯罪、灾难救世,人类繁衍和行为引发了罪恶,上帝决意降灾甚至毁灭人类,一个半神或英雄拯救人类,圣洁、智慧、虔诚的一男一女成为人类的新始祖,三)、历史 演变、预言,探险征服、发明创造的超人发展一种更为协调的新型文明。从神话、传说 的相似性,也可能反映了人类文明起源于中东的一种共同关系,战争、灾难等反映了毁灭和重建文明的一种周期性震荡。 不同民族从历史、文化中编辑了体系化神话、宗教。

最初“神(gods)”的概念来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,人类迁徙导致了民族文化的形成,“gods”的概念在不同民族中演变。以色列是闪米特人的一支,出埃及后,摩西发展了古以色列的一神(“上帝”是唯一的)宗教。圣诞节日(2月25日)来自波斯的太阳神(Mithra),加上希腊哲学的诠释,因而,基督教与印-欧文化相通,耶稣与佛陀异曲而同工。伊斯兰教的“安拉”也是来自阿拉伯原有的一个神,宗教的传播、演变 和认识存在民族化历程。宗教往往与民族的神话、传说和文学一起塑造文明的精神,因此,从东正教到天主教、基督新教各宗被划为不同的宗教。

古代中国皇帝下昭书更改错误(亚瑟.亨.史密斯《中国人的性格》描述了清朝末期一些劣根性,但对儒家是一种误解和偏见),以及大豁天下所畏惧的是“天”(上帝)。儒家的敬“鬼神”远之的“神(soul)”不是“上帝”;因此,翻译“上帝”为“神”就不太恰当,中国(Middle Kingdom)翻译(或解释)成China(瓷器)也不是很恰当。中国人的“天”,最初来自黄帝的祭“天”,“天子”的概念始于夏禹,“过年”的本意和习俗与古闪米特文化也有关。希伯来文的“罪”(sin),本意是打靶不中。“中庸”是什么意思呢?程子说:“不偏之谓中;不易之谓庸。”中者,天下之正道;庸者,天下之定理。老子的”道“是“自”己所“然”(self being)的“道”,被误解为“自然”(nature)。庄子的诠释很清楚,“道”“无为”而无所不为,即生万物,也生“鬼/神(邪/正)”,“自本自根,未有天地,自古以固存”,“可传而不可受,可得而不可见” -“为宇宙万有之本,无所不在,无所不有,万物皆由道而生,由道而灭”《白话庄子》。

犹太和儒家文化最大的一个共同点是“以史为鉴” -历史反映真理,《圣经》的观点是历史(上帝“谱写”),儒家是“史”的哲学观点。“上帝”的中文为明朝时利马窦所翻译,他与徐光启的文化交流是一个和平交流的典范,对中国和欧洲双向作出了文化和科技的巨大贡献。《创世纪》叙述 了“上帝”是整个天地(唯一宇宙)的创造者和主宰,人的心灵/精神(spirit)是上帝的“形象(image)”。《约翰书》诠释“上帝”为“spirit”和“truth(真理)”以及“道(word)”。希腊哲学化的“上帝”概念,又诠释为逻各斯(logic/form)等;因此,认识唯一的真理,就是认识上帝。

(仅供学术探讨,不恰当之处敬请谅解。12/03改,20/01写/2005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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