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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、西方模式的宗教与科学*思维
Thought Model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East and West

    余珞·红野

    顺应而后改造、超越而后控制。…… 作者

    人类自我意识的形成是文明发展的起点。天地之间的一切现象使人类惊讶,进而探索和思考。始终困惑人们的巨大难题是“自我”本身是什么?人出生前和死亡后的世界,永远是人类未知之迷。人人必死的现实使人人要面对人生的未来。面向今生与来世的问题,东、西方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,从而发展了不同的文明形态。无论是亚洲的黄河文化、日本的民族,还是欧洲的多瑙河文明、日尔曼民族等,民族精神成为一种文明的基础。

    人类文明繁荣的历史,经历了埃及古代文明、中国农业文明和近代工业文明的三个典型时期。随着人类的迁徙、文化的交流,彼此发现对方的民族、文化差异。 真理,就象穿透天空中水珠的光线,画出的是绚丽耀眼的彩虹。通过对东、西方的比较、分析和综合,思想家开创了新的文化体系,如,东方风格化的抽象艺术、同形全息性的系统科学。生存与死亡、目的与工具(手段)、快乐与痛苦,驱使人类探索世界、人生和价值观。当思想、文化(宗教和科学都可能成为工具)的创造 ,被掠夺(战争等)、用作统治和管理的工具时,导致了客观上的传播效果(类似生物界的花粉、种子传媒),从模仿、学习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发明、创造, 从而,形成了人类社会变革和经济、文化的发展。

   一声啼哭降生到世界,人的意识突然形成。从胎儿发育到大脑的思维活动发展,人的感觉、思维、梦象的真实与存在性使人困惑,人的意识是先天形成的呢,还是人脑机能的突然形成(完形)?从感觉出发与从思维出发,人类发展了观察与想像的思维路径。对人类意识以外的世界,采取了猜测、想象的思辩性、意向性思维方式。对感觉的现实世界,采取了描述、尝试的实用性、实践性思维方式。人与人的交往,个体间的相同与差异性,使人类探索人际交流、人际关系、人类起源等问题。每个人的大脑、每个人的意识是相同的吗?

    人类起源于共同的祖先,个人的大脑结构、功能相同,因而,个人的意识具有可交流、相通性。根据不相容原理(量子力学的泡利原理、生态学的高斯原理等),即使克隆个体的意识仍然是不同人的意识,因此,个体的差异性又使个人意识具有 多样、创造性。几千年的文明史,人类建立了艺术 - 宗教、科学 -哲学的文化形态。从文明的基本要素,印度- 犹太的宗教形态、希腊 -华夏的世俗形态,分别发展了四种经典模式。原子、细胞和家庭是构造物体、生物和社会的基本单元,微观上看一切都是一群粒子的集团,却实际上是不同结构层次、不同本质的事物。从两个方向,东方与西方发展了不同的思维模式。向宏观发展,发展了建构主义。向微观发展,对事物进行解构、还原分析,如,逻辑的概念分析、原子主义、社会的个人、自由主义等。

    人类的认识起源于对“自我”存在的质疑,人每时每刻在感觉中思考,每时每刻人的感觉在消失;因而,一种对“我”未知的“空”和“虚”的观念,对自我的多重社会角色的认 识,成为东方(佛教)、西方宗教面对人生价值的共同出发点。人类实际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,唐吉苛德的小说就是一种反映,假想的敌人导致了人类战争的残酷。对“自我”的思考,向心灵深处和向外部自然的探索,也就是人的一生对“我”存在的“真理”和“路径”的探索。东方与西方,发展了理论、思辩与历史、实践和世俗与宗教的路径。

    佛教对印度教的多神论否定,在中国发展了无神论化的宗教。从希腊哲学(苏格拉底的灵魂不灭论),基督教发展了三位一体的宗教。约公元五世纪左右,印度与华夏、犹太与希腊的传统融合成了东方、西方的思维和文化模式。精神是人生存的勇气和力量支柱,东方的民族精神是神话、传说的世界,佛陀的教导是向心灵内部的悟道、修炼和对来生转世(循环意识)的向往;西方的精神世界是律法、复活、审判,耶稣的教导是祈祷、永生和对神的国度、天堂(启示意识)的盼望 。对“末世、新天地”诠释为“新的文明社会”,走向了东方化“来世、转世”的思维。

    对真理的追求,中国以圣人的教导(经典)和修养,欧洲以《圣经》和圣灵为依据,发展了改造人生的教育、悔改(三省吾身)、遵循(顺服)的相似路径。希腊哲学建立在对外在自然的探索,发展了物质、还原论 的思维方式;华夏哲学建立于内在精神的探讨,发展了生命、整合论思维方式。希腊的原子主义,对物质进行分解到不可再分的终点和恒定性、圆周性的运动模型,形式逻辑对概念分析到同一性、从属性 的关系。中国周易则从弦(爻)的“原子”性单元(单子)的起点构造一个演化、发展的整体(64卦),辩证逻辑的变易、归类性对观察、描述的现象进行建构。希腊哲学对自然(物质)的形而上学、理论思辩、神秘主义(毕达哥拉斯)是理想主义的思维模式,中国哲学对生命(及心灵)的观察、实践是现世主义的思维模式。

   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科学的开放发展,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分离是社会管理的进步。从感性进行归纳,从理性进行演绎;前者依赖于观察,后者出发于直觉(笛卡儿)。归纳和演绎 论的逻辑方法,形成于16世纪,具有对信息的开放、增长和严谨性的特征,因而,有别于形式逻辑的概念归属性分析,有别于古代西方、东方的初级性思维方式。

    华夏从宇宙的“天”、真理的“道”发展了自然观和人生观。“道”的玄奥性,体现在永恒真理的无限性、至高性。中国的历史、实践主义,从神话、传说 ,发展了文化和民族的现实、世俗的精神和佛教的无神论宗教。东方的世俗君权,由圣人(君子、学者)清净、逍遥、非权利的意识(曾皙对孔子的答话)对“真理”、君主为政的思想诠释,从规范 、全国性文、武官员的选拔,从佛教的“转世”观念等发展了社会的道德模式。中世纪欧洲的神权与君权合一,教皇对“真理”诠释的绝对权威,违背了《圣经》的真实 ,导致了对异己的精神 、身体(当代社会的骚忧)的宗教迫害。东方的光明,带来了欧洲的中国文化热,带来了理性和世俗主义,恢复了神话的民族精神。在相同的宗教背景下,解放了民族精神的个性、创造性, 带来了社会、经济的发展。   

    文艺复兴导致了教权与君权的分离,从律法审判的意识、中国的科举制,发展了君主选举、权利牵制、文官考核的体制。对基督教的模仿和创造,伊斯兰教建立了政教一体化社会,巴勃的殉难导致了巴哈伊教创立集体 、协商式的组织、领导模式。东方世俗主义传入西方,冲击了神权体制,从英国(日尔曼的两部落)发展出了美国的自由、实用主义和民族精神。从斯宾诺莎、康德到马克思的哲学,发展了对真理的重新诠释,经苏联将分配平等、理想主义传入了中国。改革开放,中国回归到了历史、实践主义的精神。德国、英国发展了的社会精神、科学技术传统,分别从苏联、美国两条路径,交遇在中国,开始了新的一轮文化综合。

   (*:对邪宗教和伪科学的讨论除外。仅供学术探讨,12/12/2004,欧洲。)